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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皇帝内库的数目，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，又比这数字大得多。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计，缴入内库的只十分之一、太监克扣的是十分之二、随从瓜分的是十分之三、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。

可和神宗的贪婪并驾齐驱的是他的懒。

在他二十八岁那年，大学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说：一年之间，臣只见到天颜两次，偶然提出一些建议，也和别的官员的奏章一样，皇上完不理。

这种情形越来越恶化，到万历四十二年，首辅叶向高奏称：六部尚书中，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，国的巡抚、巡按御史、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。他的奏章写得十分激昂，说现在已经中外离心，京城里怨声载道，大祸已在眼前，皇上还自以为不见臣子是神明妙用，恐怕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都没有这样妙法吧。神宗抽饱了鸦片，已经火气无。这样的奏章，如果落在开国的太祖、成祖、末代的思宗手里，叶向高非杀头不可。

但神宗只要有钱可括，给大臣讥讽几句、甚至骂上一顿，都无所谓。

万历年间的众大臣说得上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荆有人上奏，说皇上这样搞法，势必民穷财尽，天下大乱；有人说陛下是放了笼中的虎豹豺狼去吞食百姓；有人说一旦百姓造反，陛下就算满屋子都是金银珠宝，又有谁来给看守？有的指责说，皇上欺骗百姓，不免类似桀纣昏君；有的直指他任用肆无忌惮之人，去干没有天理王法之事；有的责备他说话毫无信用。臣子居然胆敢这样公然上奏痛骂皇帝，不是一两个不怕死的忠臣骂，而是大家都骂，那也是空前绝后、令人难以想象的事。然而言者谆谆，听者藐藐，神宗对这些批评不理睬。正史上的记载，往往说“疏入，上怒，留中不报”。留中，就是不批复。或许他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，因为罚人也总得下一道圣旨才行。但直到他死，拚命搜括的作风丝毫不改。同时为了对满清用兵，又一再增加田赋。皇帝搜括所得都存于私人库房（内库），政府的公家库房（外库）却总是不够，结果是内库太实，外库太虚。在这样穷凶极恶的压榨下，百姓的生活当然是痛苦达于极点。神宗除了专心搜括之外，对其他政务始终是绝对的置之度外。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，御史翟凤的奏章中说：皇上不见廷臣，已有二十五年了。

edard gibbon: the dee and fall of the ron eire. the heritage press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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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这是后世论者的